小小刺繡師——十九世紀末美國兒童服飾中的手工藝教育
- taudadorg

- 10月19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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已更新:11月13日
童裝與家庭女性勞動 X 探討十九世紀末美國兒童服飾中的刺繡工藝、教育意涵與社會文化象徵
一、家庭與針線:手工藝作為教育的延伸
十九世紀末的美國家庭,特別是中產階級家庭,將縫紉與刺繡視為女性教育的基本內容。這種「家庭技藝」(domestic craft)不僅關乎服裝製作,更是母親教育女兒的重要手段。在《Godey’s Lady’s Book》、《The Delineator》等家庭雜誌中,母親被鼓勵親自縫製子女的衣服,以展現家庭教養與品味。
對兒童而言,服裝的設計、布料選擇與刺繡裝飾,都是家庭倫理與審美教育的一部分。這種手工實踐形塑了十九世紀末「被修養的童年」(cultivated childhood)觀念:孩子的純真與被照料的狀態,透過母親的勞動被物質化地呈現出來。
二、童裝的形式與材料:1890–1910 的轉變
十九世紀末的兒童服飾設計,從束縛的成人化風格逐漸過渡到更自然的剪裁。以 1890–1910 年間的美國中西部為例,典型女童服裝具有以下特徵:
部位 | 造型特徵 | 工藝手法 | 材質 |
領口 | 寬圓或方領,飾以蕾絲或刺繡花邊 | 機製蕾絲縫合或手鉤邊 | 棉、亞麻 |
袖口 | 微蓬袖或直筒袖 | 手縫折邊,偶見刺繡花葉 | 棉布 |
胸口 | 水平刺繡帶或小花排列 | stem stitch、lazy daisy、satin stitch | 彩線刺繡 |
裙襬 | 花帶或重複花紋 | 長短針填繡 | 淡色棉麻布 |
鞋履 | 銅釦皮靴 | 工業製造 | 上漆皮革 |
這類童裝在照片中極具辨識性,例如密西根攝影館底片編號 6418 中的女童長袍,即屬此類典型款式。

三、刺繡的教育意涵與象徵
在十九世紀末的美國,刺繡不僅是技藝,也被視為道德與性格培養的一環。教育理論家 Catherine Beecher 與 Mary Lyon 等人曾主張:「細緻的針線能培養女性的自制、秩序與愛心。」
因此,母親為孩子縫製衣物的行為,被視為家庭倫理的實踐。刺繡花樣多為自然主題——藤蔓、花葉、果實——象徵生命、成長與母性照料。刺繡成為一種「家庭語言」,使女性透過手工傳遞關懷、紀律與審美觀。
四、地方實例分析:密西根的兒童肖像
密西根地區的攝影館底片提供了極具代表性的實物證據。以底片編號 6418 為例:女童身著淡紫灰色棉麻長袍,胸口與裙襬上飾有紅、綠刺繡花帶。放大影像可觀察到 stem stitch(莖幹針)與 lazy daisy(雛菊針)的混用,針腳方向與布紋一致,顯示出家用手縫的痕跡。
這種刺繡形式與當時的《Home Needlework Magazine》(創刊於 1899)上所刊之圖樣幾乎一致。因此推測:該服裝極可能由家庭成員依據市售樣式完成,而非成衣或專業裁縫製作。
五、童裝中的性別與社會文化意涵
兒童服裝在性別表徵上具有過渡性。十九世紀末以前,男女幼童皆穿長袍式衣物。但隨著教育與社會分工觀念的變化,服裝開始強化性別區分。
女童刺繡衣著象徵溫柔、紀律與家庭依附;男童則逐漸改穿套裝或海軍式上衣,象徵理性與公共空間的參與。這種分化反映了當代性別意識的社會構造。
因此,兒童肖像不只是家庭記錄,也是一種「視覺規訓」:透過服裝與姿態建構「理想的女兒」與「未來的公民」。
六、服飾研究與學術應用
密西根的乾版肖像可應用於以下學術研究領域:
服裝史研究
分析刺繡技法與樣式來源,追蹤家政教育與市售刺繡手冊的影響。
比對同年代美東與中西部風格,探討地區差異。
性別與勞動史
研究母親勞動在家庭生產與文化再製中的角色。
將刺繡視為女性「非市場勞動」的文化符號。
兒童文化史
探討服裝如何參與童年觀念的形成。
以影像為文本,分析姿態、服裝與道具的社會語法。
數位人文與博物館應用
將乾版影像與服裝資料建立數位典藏,結合 AI 修復與刺繡紋理重建。
可作為服飾博物館、家政教育課程或數位服裝模擬研究的素材。
七、結語
十九世紀末的兒童服飾,是家庭與社會價值交錯的視覺語言。刺繡的線條,不僅連接布料,也連接母親與子女、勞動與教育、工藝與倫理。從密西根攝影館的玻璃乾版中,我們看到的不僅是童年的影像,而是一種手工知識的傳承與文化意識的延續。
這些影像讓我們重新思考:「手工」並非對工業的對立,而是家庭記憶在物質上的延展。在每一針花線中,都潛藏著十九世紀末美國社會對童年、性別與美德的想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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